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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新知搶先報
內容簡介
有圖有真相，最難懂的人類經濟活動，都能在畫作中看出歷史脈絡！
◎鬱金香狂熱：17世紀荷蘭人對於鬱金香的熱衷，竟是人類史上第一次金融泡沫化的罪魁禍首！
◎拿破崙遠征埃及，除了促進歐亞非大陸的經濟交流，真的還弄塌了人面獅身像的鼻子嗎！？
◎西元1453年，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遠在義大利的威尼斯商人竟首當其衝？
◎千年前高瘦嚴肅的東正教聖人，如今成了風靡全球的聖誕老人，一切都是可口可樂的「陰謀」！？
【注意】本書不是名畫鑑賞，也不是美術賞析，而是「讀畫」解謎說歷史！
「全球化」就是地球縮小了，而我們卻生活在更複雜交織的世界裡，但是你知道嗎？
「全球化」並非直到近代才初次發生的現象，
從張騫出西域、大航海時代，到工業革命、萬國博覽會……，
過去曾有多次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時期，也有全球化衰退的時期。
不變的是，人們踏出的每一步，都在形塑今日全球化貿易交流的面貌。
三星經濟研究所人氣講師宋炳建，將透過22個主題事件、數十張畫作，
找出隱藏在古畫中的諸多暗示，帶你審視世界史的各個層面，
從創造東西合併文化的亞歷山大大帝，到20世紀商業化的聖誕老人，
介紹國與國之間的文化、政治、貿易交流如何影響全球化興衰及經濟潮流。
本書出現的畫作不限於美術史上的高價值名作，諷刺漫畫、海報、廣告、或時事評論漫畫都是重要的蛛絲馬跡。探討的畫作更不分界限，舊世界（亞洲、歐洲、非洲）和新世界（南北美洲）、儒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以及在強國與殖民地創作的作品全是探討的對象。
作者認為，要看懂經濟史的時代樣貌，最重要的是，必須仔細觀察畫作主題事件發生時代的歷史脈絡，以及畫家作畫當時的價值觀。畫家可能故意以特定方式呈現某個事件，也可能不知不覺中將自己所屬社會和時代的特性反映在畫中，甚至，有時候藉由比較相同主題但不同時期的畫作，所獲得的啟示更多。
從〈富饒山的聖母〉看到西班牙人強迫原住民開採銀礦，甚至買非洲人當奴隸補充勞動力；從〈珍‧古溫夫人的肖像〉看見鬱金香成為財富與權力的象徵；從河鍋曉齋畫中閻羅王脫下紅道袍穿上西式禮服，看出明治維新後急速西化動盪不已的日本……重新發現這些畫作的小細節，不僅帶我們重新認識全球貿易的演變過程，也讓我們對現代經濟體系有更深的認識。
作者介紹
宋炳建
首爾出生，小時候很喜歡到處塗鴉。雖然考上首爾大學經濟學系，但是更喜歡閱讀歷史書籍。畢業到英國牛津大學攻讀經濟史，以研究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經濟為主題，取得了博士學位。之後在劍橋大學進行了三年的研究。在英國生活時，到歐洲各處旅行，喜歡逛博物館和美術館。主要研究領域為西方社會的歷史人口變化、勞動市場、福利政策、金融危機等，也很關注韓國與東亞的經濟史。2000年開始在韓國成均館大學經濟系擔任教授。2014年開始在《中央Sunday》連載《Visual經濟史》專欄至今，也是三星經濟研究所（SERI）的人氣講師。著作有《經濟史：全球化和全球經濟的歷史》、《站進世界經濟史》、《英國現代化的探討》、《職業災害的誕生》等。
《中央sunday》付費專欄連載中
sunday.joins.com/archives/post-owner/송병건
譯者簡介
林芳如
學生時期主修英中翻譯，卻「不務正業」對韓文情有獨鍾。現任專職譯者，喜歡與文字打交道的純粹生活。賜教信箱：fangjulin2016@gmail.com
目錄
01 生命垂危者和慰問者是誰？
亞歷山大—創造東西融合的全球性文化
02 漢武帝拜佛？
張騫—開拓絲路的先驅
03 長途貿易的鬼才
伊斯蘭商人—編織涵蓋半個地球的緊密貿易網
04 是什麼將他們逼向恐怖死亡？
蒙古和平時代，東西貿易使疾病散播全球
05 吹牛大王的暢銷書誕生記
馬可．波羅的中國遊記，培育未來的探險家
06 君士坦丁堡的金城湯池是怎麼瓦解的？
拜占庭帝國的最後一戰，動搖全球經濟
07 萬曆朝鮮之役與全球奴隸貿易的函數關係
大航海時代，「富饒山」銀礦環遊世界
08 從白紙開始的歐洲知識革命
中國發明，驅動歐洲的知識大眾化
09 史上最昂貴的花
荷蘭金融市場，球莖導致泡沫經濟
10 全球最大國的誕生背景
毛皮貿易，開啟俄羅斯征服西伯利亞的大業
11 拿破崙弄塌獅身人面像的鼻子？
法國遠征埃及，演變成與英國的知識戰爭
12 人類貪婪下最殘忍的貿易商品
一千六百萬名非洲奴隸被賣到美洲
13 煤炭與機器時代的災害
工業革命時期，工業災害如何發生又如何克服？
14 英國的「三重鼎盛時代」
萬國工業博覽會促使工業革命遍及歐洲全境
15 改變愛爾蘭人命運的「惡魔植物」
1840年代馬鈴薯歉收，導致愛爾蘭的大飢荒與移民潮
16 日本脫亞政策的序幕
艦隊司令培理的黑船—日本社會改造的開端
17 旅行如何變成中產階級的休閒？
19世紀中葉的西方人，愛上度假
18 美洲大平原水牛的悲慘命運
生態界的全球化，破壞人類與水牛的平衡
19 印度鐵路的利益流向何處？
殖民地印度—展現強迫性全球化的結果
20 大企業的黃金時代
鐵道王、石油鉅子、金融大亨掌握經濟
21 法國吸血鬼吸德國女子的血維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賠償金與財務糾紛，導致全球化衰退
22 聖誕老人形象的進化過程
從聖人變身為大眾消費的圖像
結語│回顧全球化歷史
參考文獻
序
從畫中閱讀經濟史
這本書不是與「美術史」相關的書籍。欣賞著名畫家留下的畫作、說明畫法、討論對後代的影響，這些都不是本書的目的。本書討論的是「畫作」，但是，主要目的並非「看」畫，而是「讀」畫。換句話說，不是以審美的角度來賞畫，而是結合畫中內容、象徵和畫作繪製的時代背景，來了解歷史。確切而言，本書透過畫作探討人類所產生的「經濟史」潮流。
經濟史屬於哪個學問領域？蝙蝠是一個很好的類比，如同蝙蝠擁有哺乳類和鳥類的特徵，經濟史同時保有經濟學和歷史學的特徵。簡而言之，經濟史是探討人們的經濟行為歷史的學科。飲食、穿衣、睡覺，以及生產、交換、掠奪、累積、分配物品等，可視為原始的經濟行為，從此進化到發明、廣告、管理、再分配等，則是二次經濟行為。經濟史是揭開原始與二次經濟行為經歷怎樣的進化過程，達到我們現今的經濟行為的研究。
研究經濟史的人，對物品與服務、勞動與資本及資源的流向很感興趣，重視商品與生產要素如何被生產、被消費和被分配。近來，人們認為資訊和知識這些廣義的經濟要素，如何形成、傳播和改變，也很重要。不過，光是這樣還不夠。經濟結構與經濟成果並非只受這些經濟因素影響，也深受政治、文化、制度和思想等非經濟要素的影響。因此，本書雖然著重於經濟史，仍然廣泛包含影響經濟行為的經濟與非經濟因素。簡言之，經濟史探討圍繞著經濟活動，以及影響經濟活動的各種因素的「歷史」。
再來思考一下「歷史」。「歷史」可以解釋成兩種涵義，一種是過去實際發生的事件，也就是現實世界發生過的變化，另一種則是以各自的觀點理解和評價發生過的事件與變化，也就是歷史學習。然而，到了20世紀後期及21世紀前期，這兩種涵義的歷史都經歷重大的改變。第一個層面，即現實世界的變化層面中，與過去明確不同的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大幅進步。一言以蔽之，全球化指的是地球縮小的現象，人、商品、生產要素、知識、資訊、技術、制度、常規等，構成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無數因素在全世界交流，溝通的速度與強度都提升了。
所以，即使地球在物理上的大小不變，但人類的活動和過去相比，變快又變多。許多因素促成這樣的變化，例如，資訊通訊技術突飛猛進，蘇聯瓦解、東歐國家轉為資本主義體系，新自由主義擴散到全世界等，都是代表性的轉變。這種技術、政治和經濟層面因素發揮作用的結果是，我們生活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還要小的地球，或者說更複雜交織的世界中。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在歷史的第二個層面上，也就是作為學習的歷史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歷史研究的重心向來著重特定集體（國家、經濟圈、文化圈等）的歷史變化如何形成，試圖從內部的特殊性中尋找原因，並且傾向把集體之間如何相互作用當作次要的議題。不過，近來的研究意識逐漸認為，在探究特定集體的歷史時，排除和其他集體的相互作用，這樣的討論本身有很大的缺陷。舉例來說，在分析某個國家的經濟成功因素時，以前會強調該國特有的資源、制度、國民性等，相反地，現在則注重該國與其他地區締結的關係、制度發展、文化多樣性、社會包容性等。分析個別國家的成就時，只看國家蘊含的特殊性，是狹隘的思考，應該從全球脈絡中理解該國如何有效地發揮長處。目前的歷史學界廣泛認為，唯有從全球角度來觀看歷史，才是真正均衡的研究。
作為學習的歷史中，還有另一種現代現象，即包含照片與影像的視覺資料使用率，大幅增加。雖然過去在歷史學習中，也曾使用視覺資料，但大部分都是用來補充文字敘述的內容。在學習歷史時正式使用圖畫，實際上是最近才開始的，而科技的進步是促成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印刷技術發達，有別於過去，花小錢就能得到好的印刷品質，尤其是彩色印刷技術提升，能輕鬆地使用視覺效果優良的彩色資料。更關鍵的影響則是資訊通訊技術的發展，在螢幕上顯示、變化、分享彩色資料的操作變得容易。IT技術的創新，使世界各地生產的視覺資料，能快速且低廉地散播到全世界。此外，智慧型裝置的發達使人們無論在哪裡都能接觸、傳送資料，大幅提升視覺媒體的流通速度。這樣的技術進步促使視覺媒體的使用，正以耀眼的速度大幅增加。對於文字紀錄比其他形態的紀錄還優越的傳統觀念，正快速地讓位給新趨勢。
不過，藉由圖像資料探究歷史的工作，最近才正式開始，所以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未發展出有效利用的方法。本書要找出隱藏在古畫中的許多線索，藉此回顧經濟史。換句話說，目的不在於以美學「鑑賞」，而是「閱讀」畫中包含的時代面貌。那麼，在這種情況下要特別注意什麼？
最重要的是觀察畫作主題事件發生時的歷史脈絡，以及畫家作畫當時的價值觀。尤其是以前繪製的「歷史畫」，許多畫作的繪製時間和畫中事件發生的年代相隔甚遠，想想中世紀畫家畫的舊約時代大洪水，就能輕易理解。這種情況下，許多與繪製時間點相關的因素可能會影響畫作內容。因此，我們必須仔細觀察是誰、何時、抱持什麼目的作畫。此外，受到誰的資助作畫，特別想到誰作畫，受誰影響而作畫等都很重要。畫家可能故意以特定方式呈現某個事件，也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將自己所屬社會和時代的特性反映到畫中。另一方面，畫家可能因為歷史知識不足，對過去的事件或背景做了錯誤的描寫。我們必須留意這些層面，有時候比較相同主題但不同時期的畫作，能得到有意義的啟示。
由於閱讀畫作的目標大於鑑賞，因此本書選擇的畫作不限於美術評價高的名作。美學水平相比之下不高的作品，臨摹以前畫作的作品，不曾受過正統技法訓練的畫家作品，都是本書關注的對象。諷刺漫畫或報紙和雜誌上刊登的時事評論漫畫，同等重要，海報或廣告形式的作品也值得矚目。簡而言之，本書探討的畫作不分界限，並且均衡地挑選各文化圈裡繪製的畫作，包括舊世界（亞洲、歐洲、非洲）和新世界（南北美洲），儒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以及在強國與殖民地創作的作品。
透過視覺資料來看經濟史，特別是從「全球化的進化過程」觀點，娓娓道出故事，便是本書的目的。20世紀末以後，我們深知全球化快速發展，但是從漫長的歷史來看，全球化並非人類頭一遭經歷的現象。在過去有多次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時期，也有全球化衰退的時期，以下簡單地整理一下。
對照全球化明顯的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20世紀前半期經歷經濟大恐慌和兩次世界大戰，是全球化大幅後退的時期。在仇視鄰國的氣氛中，不可能有活躍的貿易和交流活動。在此之前的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期，全球化以耀眼的速度進行，許多國家彼此競爭、進行工業化的結果是，各國經濟往來比之前任何時候都還要緊密，文化交流也與日俱增，這時也是舊世界人口大量移民到新世界的時期。學者稱這個時期為「第一波全球化」，和現今的「第二波全球化」區別開來。另有學者細分第一波全球化時代，將1870年代以前稱為自發性全球化，之後稱為強迫性全球化。
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中，發生了兩次重要的「革命」。英國發生史上第一次的工業革命，大幅改變全球經濟的結構。法國發生名為法國大革命的政治變革，引領國際政治的變化。在那之前的17~18世紀，荷蘭、英國、法國等歐洲列強，以重商主義之名在世界各地殖民，留下全球化的重要先例。
15世紀末，哥倫布和瓦斯科．達伽馬開拓新航路，揭開大航海時代的序幕。大航海時代是將以往幾乎從未接觸過的舊世界和新世界，連結在一起的重要變化，地球首次變成單一經濟圈。全球經濟的重心，開始從亞洲移往歐洲這點也很重要。在新、舊世界各自獨立活動的時期，「局部的」全球化時常發生。13~14世紀，成吉思汗的後裔統治的蒙古帝國，是帶領歐亞大陸全球化的強大勢力。在開放的對外政策之下，蒙古人創造了交流和貿易的鼎盛時期。然而，隨著黑死病在舊世界各地猖獗，全球化再次衰退。不過，中世紀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儒教，各自牽引小型全球化的發生。
在古代社會中，歐洲的羅馬和東亞的漢朝都曾主導大規模的局部全球化。在那之前的古代文明和帝國中，也可以找到局部全球化的例子。最早可以回溯到，人類首次踏上非洲後為了生存而移動到其他大陸，這起事件可說是人類史上的第一次全球化。我們可以像這樣試著以全球化歷史的觀點，重組人類的歷史。
從古代到20世紀的人類悠久歷史中，本書總共選擇22個主題，完成22個章節。我們將在各章觀察有如謎題的畫作，從中獲得歷史線索，審視經濟史的各個層面，一邊了解引領全球化的各種因素，一邊細思人類如何走到現今的模樣。希望各位讀者能帶著一一解開畫作謎題的樂趣，以輕鬆的心情翻閱本書。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9493925
- 叢書系列：
- 規格：平裝 / 304頁 / 17 x 23 x 1.52 cm / 普通級 / 全彩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 本書分類：> >
- 本書分類：>
內容連載
【這幅畫描繪的是什麼情況？】
(圖9-1)種滿鬱金香的美麗花圃到處都是士兵，遠方的風車顯示這裡是荷蘭。士兵在騎馬的指揮官的指示下踐踏花朵，兩名士兵快步跑向站在右邊的人。拔劍的人和士兵不同，穿著整齊像個貴族。此人前方放著花盆，盆內種著一株紅白鬱金香，姿態彷彿在說：要是敢碰這朵花，我的劍絕不饒人。
鬱金香在16世紀從鄂圖曼帝國傳入歐洲，有一段獨特的歷史。這一切始於神聖羅馬帝國的外交官巴斯拜克（Ogier Ghislain de Busbecq,1522~92），1554年把鬱金香送到維也納，荷蘭則是萊登大學植物學教授卡羅盧斯．克盧修斯（Carolus Clusius,1526~1609）在1593年左右引進鬱金香。
1588年從西班牙統治獨立建國的荷蘭，在此後百年躍升為重商主義的先驅國家，享盡繁榮。全球第一間股份公司—東印度公司，馳騁大洋，主導國際貿易。阿姆斯特丹市作為全球金融重心，名聲響亮，鬱金香也一躍成為新興富國荷蘭和商人階層燦爛繁榮的象徵物。
隨著鬱金香的品種改良，帶有兩色以上紋路或火花紋路的品種，比單色的更有人氣。這種花紋是因為球莖被「鬱金香條斑病毒」感染後產生的現象，染上病毒的鬱金香不易繁殖，無法在短時間內增加產量，供不應求之下，價格必然上漲。變成高價商品之後，也需要一個霸氣的名稱，當時受青睞的品種被命名為「總督」、「提督」、「將軍」等等。歷史紀錄上最昂貴的鬱金香品種是SemperAugustus，意即「永遠的皇帝」，這個帶有白底豔紅花紋的華麗品種是1630年代引領「鬱金香狂熱（Tulipmania）時代的名品之王（圖9-2）。
鬱金香在廣受歡迎的時期，成為財富與權力的象徵。大名鼎鼎的家族請名畫家繪製肖像畫時，沒有什麼是比鬱金香更好的道具，例如圖9-3巴洛克藝術大師范戴克的畫作。深受英國國王查理一世喜愛的宮廷畫家范戴克，是1630年代的貴族肖像畫大師，聲名遠播。他畫中的珍．古溫夫人身穿鑲著寶石的昂貴禮服，右手優雅拿著的那朵鬱金香，吸引觀者的視線，鬱金香的人氣可說超越國界。
... 一 孫中山1866年生，梁啓超1873年生，孫較梁長7歲；孫1924年逝世，梁1929年病故，僅相隔4年；孫廣東香山翠亨人，梁生於廣東新會縣的茶坑村，相距不足1百公里，是地道的同鄉；孫中西文化兼通，具有廣博的最新文化知識，梁則中學、西學皆有造詣，是近代思想學術界的一代宗師；孫梁處於共同的時代，有著相近的文化修養和思想追求，同為中國的振興不懈的奮鬥，但角度不同，方法不同，性格差異，使二人終未站到一條戰線上，為中國的民主自由攜手搏擊。 孫中山和梁啓超的政治目標應該說是一致的。孫一生奮鬥是為了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實現真正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梁所追求的也是資產階級的國會和憲法。梁一生善變、多變，但夢寐以求的制訂憲法和開國會始終沒有變，可謂萬變不離其宗；孫好象不善變，但他總是從世界的高度研究中國，時刻想捕捉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不斷調整自己的策略，從舊三民主義到新三民主義，從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到國民黨，較梁啓超要會變。所以孫中山的變，為人稱道，梁啓超的變，多有貶詞。 孫中山和梁啓超的根本區別在於所選擇的實現政治目標的道路不同。當1894年梁啓超剛剛涉足政治舞臺的時候，孫中山已組織興中會，決心通過武裝鬥爭推翻清廷的統治；後又衝破梁啓超等人反武裝鬥爭的種種障礙，取得了武昌起義成功。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發動的各種武裝鬥爭，雖較少取得勝利，但他所堅持的武裝革命的道路科學地反映了中國的國情，自然為後起的共產黨人所繼承。梁啓超在戊戌政變之後，曾對改良主義道路有所動搖，但從總體上看，他一直反對武裝鬥爭，堅持通過改良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書生搞改革，必然找靠山。梁先寄希望於光緒皇帝，後又投靠袁世凱；發現袁是獨夫之後，又倒袁，寄希望於段祺瑞；段的野心暴露後，梁再也找不到合適的代理人，只好關起門來作學問了。科學地講，改良如果能實現生產方式的更替，當然較武裝鬥爭要好。但改良必須在統治者中有一個強有力的開明派支持，有較高思想文化水準的民眾為基礎和有一定法律保證的合法鬥爭的政治環境。在專制勢力極強的舊中國，這些條件都不充分，所以改良主義走不通。這就決定了梁啓超一生到處碰壁的坎坷命運。從這點上講，孫中山是大聰明，梁啓超是小聰明。偉人和大學者的區分大概也在這裡。 孫梁的共同目標和實現目標過程中的道路上的分野，是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一個縮影，將孫梁加以比較研究，是極有意義的。但本文不準備全面鋪開，僅就1899至1903年孫梁合作中的一些問題作初步考察。 二 在19世紀和20世紀交替的數年中，孫中山和梁啓超有合作的意向和行動，這是當時特定的政治形勢和雙方的思想基礎所決定的。單純用梁啓超的「首鼠兩端」或孫中山一時的「策略」來解釋是欠準確的。 對康梁這一派革新勢力，孫中山一向十分關注。早在1892年，孫中山在廣州、澳門借行醫進行革命鬥爭時，就注意到了在萬木草堂講學的康有為，並提出與康聯合。不料康目中無人，定要孫中山具門生帖拜他為師，大傷了孫中山的自尊心，遂失敗。1895年，孫中山在廣州創農學會，又邀康有為、梁啓超、陳千秋等維新志士加入，由於康不點頭，不果。孫中山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時，深感缺少一批有一定文化學識水平的「文士」，就和橫濱僑商鄺汝磐商討建立一所學校，一方面教育華僑子弟，一方面培養革命人才。孫中山即舉薦梁啓超來主持校務，並將該校命名為「中西學校」。派專人往上海請梁啓超時，康有為以梁正充任《時務報》主筆為由，不許梁赴任，改派徐勤前往，還認為「中西學校」一名不好，更名「大同學校」，孫中山對此並未提出異議。大同學校從1897年冬開辦後，既有維新志士執教，又有革命黨人授課，孫中山和陳少白亦常往校內指導，「彼此往來異常親熱，真無所謂彼我之分」（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1冊，第46頁。）。1898年，孫中山與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等筆談，交換政治見解，曾把梁啓超當作同志，稱他們之間「另有秘語，非局外人所能知」。還說：「弟近欲發信上海，請梁啓超或其他親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孫中山並斷定，康有為肯定不會來，因為「康之所行，欲學戰國之鬼谷子，多使其門弟子出來辦事，而彼則隱其名」（《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卷，第179——180頁。）。這表明，孫中山是十分器重梁啓超的，二人也有一定的來往。 在戊戌變法時期，康梁維新派的影響要較孫中山等革命派大。從日本警視廳秘件中所披露的情況看，他們對康有為的重視超過了孫中山。清廷捉拿康梁的賞金也遠比孫中山高。孫中山這時謀與康梁合作，可能性較小，而且康有為傲慢、固執、以帝師自居，根本看不起孫中山。但孫中山從中國的大局出發，一直積極爭取康梁，關心康梁。1898年戊戌政變後，康梁亡命，孫中山曾努力設法相救。康梁逃到日本後，孫更珍惜他與梁啓超的友誼，派人去看望康梁，又通過宮崎寅藏、平山周等人轉達他的問候，還「擬親往慰問，借敦友誼」（馮自由：《革命逸史》，中華書局1981年版，初集，第49頁。）。許多日本友人也認為康有為定會從戊戌政變中吸取教訓，放棄改良主義，與孫中山合作進行反清革命。犬養毅、宮崎寅藏、平山周等積極找康有為等做工作，最後在犬養毅的早稻田寓所，舉行了孫中山、梁啓超合作會談。由於康有為從不鬆口，梁啓超亦不敢自行作主，所以沒有談出什麼結果。隨後，孫中山又派陳少白拜訪康有為，苦口婆心，反覆規勸康，康有為要報光緒帝的「聖恩」，始終不肯投入正在崛起的革命洪流。但梁啓超則和康有為有一定的區別，試圖與孫中山攜手。於是孫梁關係複雜化了。 ... 戊戌變法時期，梁啓超基本上在康有為的思想框架中行動，沒有形成自己的獨立思想。逃亡日本後，善於吸收新鮮事物的梁啓超開始自我建樹，逐步有了獨立的思想品格。他自稱：「自居東以來，廣收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飲冰室合集·專集》第22，第186頁。）。這時的梁啓超如饑似渴地汲取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理論家的政治營養，大談民主、共和、自由、民權，甚至革命。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講：「啟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棄家從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數數往來，共圖革命」。還說：「我們那時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飲冰室合集·文集》第39，第86頁。）。這雖是辛亥革命以後的追記，不免有粉飾自己的一面，但從總體上反映了梁當時傾向革命的動向。梁啓超在1899年後，很少談康有為的「改制」或「偽經」，較多地宣傳「破壞主義」，抨擊清廷反動統治。他認為「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破壞終不得免，愈遲愈慘，毋寧早耳」（《與夫子大人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86頁。）。他在致徐君勉的信中稱：「今每見新聞，輒勃勃欲動，弟深信中國之萬不能不革命」（《梁啓超年譜長編》第320頁）。許多可信的資料表明，1901年前後的梁啓超確實具有革命思想。這一方面是梁本人思想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是維新派內部在戊戌政變之後逐步分化的反映。以東京大同學校為例，30多名學生多為流亡的維新志士，1900年後梁啓超對這些學生講盧騷、孟德斯鳩等西方資產階級理論家的學說，很少談孔孟之道，於是學生思想大變，矢意追求民主自由。第一期學生馮自由回憶說：「所取教材多採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賦人權諸學說。諸生由是高談革命，各以盧騷、福祿特爾、丹頓、羅伯斯比爾、華盛頓相期許」（馮自由：《革命逸史》，中華書局1981年版，初集，第107頁。）。秦力山、林圭、李炳寰等人「漸心醉革命真理，種族觀念油然而生」，并力主與孫中山合作。事實上，梁啓超當時的言行，正是這一批人由改良向革命轉化過程中的代表。當1899年3月康有為離開日本後，梁啓超與孫中山的交往就進一步深化了。日本岡山縣博物館所藏的梁啓超致犬養毅的信，更說明了這一點，其中談到： 「孫逸仙近曾見先生乎？仆等之於孫，蹤跡欲稍疏耳，非有他也。而橫濱之人，或有與孫不睦者，其相軋之事，不知如何，而極非仆等之意矣。孫或因濱人之有違言，而疑出於仆等，尤非仆所望矣。敝邦有志之人既苦希（稀），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見孫、陳而面解之，先生有暇日，約見於此間可乎？至仆等與彼蹤跡稍疏之故，仆見彼當面解之也。」（轉見《近代史資料》第74輯。） 從中可以看出，梁啓超對康有為不和孫中山合作有不滿之處，希望見到孫中山、陳少白詳細解釋。同時要通過犬養毅等人約時間與孫中山見面。 事實上，在梁啓超赴檀香山之前，他和孫中山有多次交談，商討合作，雙方私人交往也密，用梁的話講是「已訂交」。章太炎認識孫中山，也是通過梁介紹的。《太炎先生自訂年譜》中稱：「時卓如在橫濱，余往候之。……香山孫文逸仙時在橫濱，余於卓如坐中遇之，未相知也。」馮自由亦記云：章太炎「由梁介紹，始識孫中山於橫濱旅次，相與談論排滿方略，極為相得」（《革命逸史》第2集，第36頁。）。孫梁這時多函電往來，討論一些重大問題，可惜存留下來的極少。 孫中山1899年3月2日和4月2日曾致宮崎寅藏兩封信，從中透露出他對梁啓超的信任。 其一云： 「兄果知其人誠實，可請於明日午後五時來見可也。」 其二雲，「弟病氣已消，今日已出外遊行，以吸清氣而抒體魄。某君前日來見時，弟已應言盡言，倘能如弟言去辦，則於中國前途大有補益也。余則非弟力所能及，似可毋容再見。」（《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86頁。） 從當時的客觀情況和信的內容來分析，這裡的「其人」、「某君」當指梁啓超無疑。《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錄有梁啓超這時給孫中山的兩封信，同樣反映了孫梁之間的交往。一為： 「捧讀來示，欣悉一切。弟自問前者狹隘之見，不免有之，若盈滿則未有也。 至於辦事宗旨，弟數年來，至今未嘗稍變，惟務求國之獨立而已。若其方略，則隨時變通。但可以救我國民者，則傾心助之，初無成心也。與君雖相見數次，究未能各傾肺腑。今約會晤，甚善甚善。惟弟現寓狹隘，室中前後左右皆學生，不便暢談。若枉駕，祈於下禮拜三日下午三點鐘到上野精養軒小酌敘譚為盼。」 二是： 「前日承惠書，弟已入東京，昨日八點始復來濱。知足下又枉駕報館，失迎為罪。又承今日暢饌，本當趨陪，惟今日六點鐘有他友之約，三日前已應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能恭辭，望見諒為盼。下午三點鐘欲造尊寓，談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並約楊君衢雲同談尤妙」（《梁啓超年譜長編》第181——182頁）。 孫梁這種書信往來，不僅使他們之間的合作出現了可能，而且使革命派和維新派之間的關係日趨融洽。正在步入革命隊伍的唐才常、畢永年等時常拜會孫中山，請教救國方略，孫中山亦極誠懇地表示：「倘康有為能皈依革命真理，廢棄保皇成見，不獨兩黨可以聯合救國，我更可以使各同志為首領」（馮自由：《革命逸史》，中華書局1981年版，初集，第74頁。）。這時，唐才常等人正在發動自立軍起義，孫中山亦表示支持。「當時自立會一面接受康梁領導，一面又遙戴中山先生，稱之為『極峰』，均系通過容閎進行聯絡」（《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1冊，第44頁。）。唐才常、林圭等人由東京返國舉事時，梁啓超在芝紅葉館設宴餞行，孫中山、陳少白等革命黨人也出席，「各舉杯慶祝前途勝利，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之概」。林於行前，親詣中山請益，中山為之介紹於漢口俄國某商行買辦興中會員容星橋。其後林在漢口「大得容助」（《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1冊，第66——67頁。）。這種相互支持的情況，連清廷亦有所聞。楊崇伊在密上慈禧太后的奏摺中稱：「康梁避跡，必依孫文，此人不除，中華無安枕之日」（《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481頁。）。親身經歷當時境況的馮自由曾有一段較客觀的描述： 「己亥夏秋間，梁啓超因與中山往還日密，漸贊成革命。其同學韓文舉、歐榘甲、張智若、梁子剛等，主張尤形激烈。於是有孫、康兩派合併之計劃。擬推中山為會長，而梁副之。梁詰中山曰：『如此則將置康先生於何地？』中山曰：『弟子為會長，為之師者，其地位豈不更尊。』梁悅服。是年梁至香港，嘗訪陳少白，殷殷談兩黨合辦事。並推及徐勤起草聯合章程。獨徐勤、麥孟華暗中反對甚力，移書康有為告變。謂卓如漸入中山圈套，非速設法解救不可。時康在新加坡，得書大怒。立派葉覺邁攜款赴日，勒令梁即往檀島辦理保皇會事務，不許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瀕行約中山共商國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以檀島為興中會發源地，力托中山為介紹同志。中山坦然不疑，乃作書為介紹於其兄德彰及諸友。」（《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2期。） 由此可以斷定，孫中山和梁啓超確曾有過較為真誠的合作。但這種合作是不穩固的，時常存有斷裂的陰影。當1903年到來的時候，就徹底失敗了。 ... 三 孫梁合作的失敗，反映了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在改造中國問題上革命和改良兩條路線的尖銳對立。但就具體情況來看，有較突出的三個因素： 一是康有為的反對。 梁啓超善變，容易接受新鮮事物；康有為則守成，很難改變自己的政治觀點。在康看來，光緒皇帝「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臺之厄」（馮自由：《革命逸史》，中華書局1981年版，初集，第50頁。）。所以康有為在1899年後的政治活動以「保皇」為中心。他對梁啓超與孫中山的合作極為惱火，千方百計干涉。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兩年間函札數萬言」。為了避免梁啓超上了孫中山的「圈套」，康命梁離日往檀香山。梁啓超當時雖和康有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分歧，但梁羽毛未豐，名氣不太大，又無勢力，再加上師徒關係，自然在康的壓力下屈服了。倘無康的干預，孫梁合作是可以成功的。值得指出的是，孫中山雖然已看出康有為的固執，意識到了兩派合作無什麼把握，但仍從中國革命的大局出發，爭取康有為。1900年春，宮崎寅藏赴香港，試圖往新加坡說服康有為，孫中山認為可能性不大，但還是讓宮崎寅藏去協助辦這件事。不料康反目為仇，向新加坡政府誣告宮崎為刺客，宮崎不幸被捕。若不是孫中山設法營救，宮崎定受監禁之苦。但經此磨難後，孫中山一方面對日本友人講合作之事聽其自然，「如足下於說合之事無成則已矣，由他自行其是，吾行吾人之事可矣」（《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91頁。）；一方面還是謀求與維新派合作。他在1900年7月的一次談話中稱：「我想要會見康有為，就當前中國的問題徵詢他的意見，並向他提出我的勸告。不錯，我志在驅逐滿洲人，而他支持年輕的皇帝。我希望與他磋商，為我們在共同路線上的聯合行動作出安排」（《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95頁。）。同年8月，他又指出：「在中國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儘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於歷史的進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爭執不休，而可設法將各派很好地聯成一體。作為眾望所歸的領袖，當推容閎，他曾任駐美公使，在國內也頗孚人望。此外，對國內的李鴻章等各總督以及康有為一派也應重視，暗中聯絡，這樣料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漸次施行」（《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頁。）。康有為並不理解孫中山的博大胸懷，不僅自己拒絕了孫中山的好意，而且阻止了梁啓超的合作行動，鑄成了歷史的大錯。 二是梁啓超思想的轉變。 1901年前後的兩三年中，是梁啓超一生最激進的時期。他那支飽含熱情的筆，竭力鼓吹民主自由，嚴厲抨擊封建專制，全面介紹西方文化，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從這點上看，他為孫中山發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效了大力。然而梁一生的言行幾乎都籠罩著一個矛盾的「怪圈」，他這時雖然傾向於革命，但並非與改良思想徹底決裂。誠如他自己所講的：「其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自相矛盾」（《飲冰室合集·專集》第43，第63頁。）。這種矛盾的思想運動和情感，既使他和孫中山的合作具有某種可能，又藏有最後決裂的禍根。梁啓超到檀香山後，曾致孫中山一封長信，真實地道出了在和孫中山合作中的複雜的矛盾心理，其中言道： 「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聞其六七，……弟之意常覺得通國辦事之人，只有咁多，必當合而不當分。既欲合，則必多舍其私見，同折衷於公義，商度於時勢，然後可以望合。夫倒滿洲以興民政，公義也；而借勤王以興民政，則今日之時勢，最相宜者也。古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弟以為宜稍變通矣。草創既定，舉皇上為總統，兩者兼全，成事正易，豈不甚善。何必故畫鴻溝，使彼此永遠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愛兄之才，故不惜更進一言，幸垂采之。弟現時別有所圖，若能成，則可大助內地諸豪一舉而成。今日謀事必當養吾力量，使立於可勝之地，然後發手，斯能有功。不然，屢次鹵莽，旋起旋蹶，徒罄財力，徒傷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採納鄙言，更遲半年之期，我輩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為何如？」（《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58頁） 從表面看，梁啓超在這裡作孫中山的工作，但實質上反映了他既想和孫中山聯合又死抱「勤王」的改良立場不放的雙重政治性格。1902和1903年之交，當康有為等人增大了對梁的壓力和梁啓超訪美之後，他就再不談和孫中山合作，公開站在革命派的對立面，指手畫腳地攻擊孫中山了。關於梁為什麼會這樣轉變，他自己有一個堂而皇之的解釋： 「其後見留學界及內地學校，因革命思想傳播之故，頻鬧風潮。竊計為生求學，將以為國家建設之用，雅不欲破壞之學說，深入青年之腦中。又見乎無限制之自由平等說，流弊無窮，惴惴然懼。又默察人民程度，增進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後，青黃不接，暴民踵興，雖提倡革命諸賢，亦苦於收拾。加以比年國家財政國民生計，艱窘皆達極點，恐事機一發，為人劫持，或至亡國。……自此思想來往於胸中，於是極端之破壞，不敢主張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後之《新民叢報》專言政治革命，不復言種族革命，質言之，則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也。」（《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1冊，卷29。） 不管梁啓超的解釋能否成立，他在革命的道路上搖擺了一陣之後又回歸於改良主義則是事實。其結果當然是背叛先前和孫中山「合作到底」的諾言。 三是革命力量的壯大。 一般來講，所謂的兩派聯合，最終都是一派吃掉另一派。因此，在聯合過程中爭論的問題雖多，但核心是由誰掌權，以誰為中心。孫梁合作的過程中，在大道理的背後時刻充滿著爭鬥。章太炎在致友人的信中說：「今者，任公、中山，意氣尚不能平，蓋所爭不在宗旨，而在權力也」（湯志鈞：《章太炎政論選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上冊，第162頁。）。日本警視廳秘錄中亦透露：「由於兩派互相攫取權勢，終於釀成大同學校選舉上的糾紛，該校於上月十九號夜晚選舉董事以下的工作人員，當選者均屬康有為一派人，孫逸仙一派對此大為不滿」（日本警視廳甲秘文件第40號。）。1902年後，隨著革命力量的壯大，一批維新志士放棄改良主義而轉向革命，康梁隊伍在縮小，孫中山的影響在擴大，康梁從一己私利出發，更懼怕革命派吃掉維新派。梁啓超在致康有為的信中稱：「行者（指孫中山——引者注）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圖，廣東一落其手，我輩更向何處發軔乎？（《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01頁）」1903年是革命力量大舉發展的一年。一方面國內拒俄、拒法運動洶湧激盪；另一方面東京的革命力量與日俱增，孫中山已成為人們嚮往的革命領袖。康梁的地位則逐步下降。按常理講，這將有利於孫梁合作。但康有為要保住自己的「地盤」，梁啓超也想獨樹一幟，他們面對革命形勢的高漲出現了逆反心理，梁啓超甚至拉革命之大旗去擴張自己的勢力。對此，孫中山在致黃宗仰的信中有透徹的分析，認為梁啓超「見今日革命風潮大盛，彼在此地則曰『借名保皇，實則革命』，在美洲則竟自稱其保皇會為革命黨，欺人實甚矣」（《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29——230頁）。接著，孫中山發表了《敬告同鄉書》、《駁保皇報書》等，嚴厲抨擊了梁啓超企圖破壞革命的種種行徑，從理論上論述了革命和保皇的對立，從思想上劃清了和康梁一派的界限，提高了革命派的認識，揭開了革命派和改良派大論戰的序幕。孫中山深刻指出：「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撲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互相衝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與任公私交雖密，一談政事，則儼然敵國。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強。總之，劃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說保皇，彼輩保皇，何必偏稱革命？」（《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32頁。） 在孫中山的努力下，梁啓超等人的改良主義思想影響逐步縮小，革命力量在鬥爭中日益壯大。孫梁合作的歷史漸成陳跡，梁啓超則集中全力與革命派展開論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梁啓超所極力反對的革命派的武裝鬥爭才結束了他14年的流亡生活。
文章來源取自於：
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history/kke9m9v.html
博客來 https://www.books.com.tw/exep/assp.php/888words/products/001076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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